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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做中央台一个叫《对话》的节目的时候，他们请了两个，听名字像两兄弟，说话的路数是这样的：一个开口就是——这个问题在××学上叫做××××，另外一个一开口就是——这样的问题在国外是××××××，基本上每个说话没有半个钟头打不住，并且两人有互相比谁的废话多的趋势。北京台一个名字我忘了的节目请了很多权威，这是我记忆比较深刻的节目，一些平时看来很有风度的人在不知道我书皮颜色的情况下大谈我的文学水平，被指出后露出无耻模样。

于是我掏出五百块钱塞她手里说：这些钱你买个自行车吧，正符合条件，以后就别找我了。

教师或者说学校经常犯的一个大错误就是孤立看不顺眼的。比如，有一人考试成绩很差，常常不及格，有的教师就经常以拖低班级平均分为名义，情不自禁发动其他学生鄙视他。并且经常做出一个学生犯错全班受罪的没有师德的事情。有的教师潜意识的目的就是要让成绩差的学生受到其他心智尚未健全的学生的排挤。如果不是这样，那这件事情就做得没有意义了。

在以前我急欲表达一些想法的时候，曾经做了不少电视谈话节目。在其他各种各样的场合也接触过为数不少的文学哲学类的教授学者，总体感觉就是这是素质极其低下的群体，简单地说就是最最混饭吃的人群，世界上死几个民工造成的损失比死几个这方面的要大得多。

对于摩托车我始终有不安全的感觉，可能是因为在小学的时候学校曾经组织过一次交通安全讲座，当时展示了很多照片，具体内容不外乎各种各样的死法。在这些照片里最让人难以忘怀的是一张一个骑摩托车的人被大卡车绞碎四肢分家脑浆横流皮肉满地的照片，那时候铁牛笑着说真是一部绞肉机。然后我们认为，以后我们宁愿去开绞肉机也不愿意做肉。

其实离开上海对我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只是有一天我在淮海路上行走，突然发现，原来这个淮海路不是属于我的而是属于大家的。于是离开上海的愿望越发强烈。这很奇怪。可能属于一种心理变态。

当时老夏和我的面容是很可怕的，脸被冷风吹得十分粗糙，大家头发翘了至少有一分米，最关键的是我们两人还热泪盈眶。

我深信这不是一个偶然，是多年煎熬的结果。一凡却相信这是一个偶然，因为他许多朋友多年煎熬而没有结果，老枪却乐于花天酒地，不思考此类问题。

反观上海，路是平很多，但是一旦修起路来让人诧异不已。上海虽然一向宣称效率高，但是我见过一座桥修了半年的，而且让人不能理解的是这座桥之小——小到造这个桥只花了两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