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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观上海，路是平很多，但是一旦修起路来让人诧异不已。上海虽然一向宣称效率高，但是我见过一座桥修了半年的，而且让人不能理解的是这座桥之小——小到造这个桥只花了两个月。

到了上海以后我们终于体会到有钱的好处，租有空调的公寓，出入各种酒吧，看国际车展，并自豪地指着一部RX-7说：我能买它一个尾翼。与此同时我们对钱的欲望逐渐膨胀，一凡指着一部奥迪TT的跑车自言自语：这车真胖，像个马桶似的。

如果在内地，这个问题的回答会超过一千字，那些连自己的车的驱动方式都不知道的记者编辑肯定会分车的驱动方式和油门深浅的控制和车身重量转移等等回答到自己都忘记了问题是什么。

当年春天即将夏天，就是在我偷车以前一段时间，我觉得孤立无援，每天看《鲁滨逊漂流记》，觉得此书与我的现实生活颇为相像，如同身陷孤岛，无法自救，惟一不同的是鲁滨逊这家伙身边没有一个人，倘若看见人的出现肯定会吓一跳，而我身边都是人，巴不得让这个城市再广岛一次。

然后我终于从一个圈里的人那儿打听到一凡换了个电话，马上照人说的打过去，果然是一凡接的，他惊奇地问：你怎么知道这个电话?

然而问题关键是，只要你横得下心，当然可以和自己老婆在你中学老师面前上床，而如果这种情况提前十年，结果便是被开除出校，倘若自己没有看家本领，可能连老婆都没有。

第一是善于打边路。而且是太善于了，往往中间一个对方的人没有，我们也要往边上挤，恨不能十一个人全在边线上站成一队。而且中国队的边路打得太揪心了，球常常就是压在边线上滚，裁判和边裁看得眼珠子都要弹出来了，球就是不出界，终于在经过了漫长的拼脚和拉扯以后，把那个在边路纠缠我们的家伙过掉，前面一片宽广，然后那哥儿们闷头一带，出界。

我深信这不是一个偶然，是多年煎熬的结果。一凡却相信这是一个偶然，因为他许多朋友多年煎熬而没有结果，老枪却乐于花天酒地，不思考此类问题。

所以我现在只看香港台湾的汽车杂志。但是发展之下也有问题，因为在香港经常可以看见诸如甩尾违法不违法这样的问题，甚至还在香港《人车志》上看见一个水平高到内地读者都无法问出的问题。

之间我给他打过三次电话，这人都没有接，一直到有一次我为了写一些关于警察的东西，所以在和徐汇区公安局一个大人物一起吃饭的时候一凡打了我一个，他和我寒暄了一阵然后说：有个事不知道你能不能帮个忙，我驾照给扣在徐汇区了，估计得扣一段时间，你能不能想个什么办法或者有什么朋友可以帮我搞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