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光之下

我相信老夏买这车是后悔的，因为这车花了他所有的积蓄，而且不能有任何的事故发生，一来因为全学院人目光都盯着这部车，倘若一次回来被人发现缺了一个反光镜什么的，必将遭受耻笑。而且一旦发生事故，车和人都没钱去修了。

当时老夏和我的面容是很可怕的，脸被冷风吹得十分粗糙，大家头发翘了至少有一分米，最关键的是我们两人还热泪盈眶。

最后在我们的百般解说下他终于放弃了要把桑塔那改成法拉利模样的念头，因为我朋友说：行，没问题，就是先得削扁你的车头，然后割了你的车顶，割掉两个分米，然后放低避震一个分米，车身得砸了重新做，尾巴太长得割了，也就是三十四万吧，如果要改的话就在这纸上签个字吧。

然而问题关键是，只要你横得下心，当然可以和自己老婆在你中学老师面前上床，而如果这种情况提前十年，结果便是被开除出校，倘若自己没有看家本领，可能连老婆都没有。

当年春天中旬，天气开始暖和。大家这才开始新的生活，冬天的寒冷让大家心有余悸，一些人甚至可以看着《南方日报》上南方两字直咽口水，很多人复苏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到处打听自己去年的仇人有没有冻死。还有人一觉醒来发现自己的姑娘已经跟比自己醒得早的人跑了，更多人则是有事没事往食堂跑，看看今天的馒头是否大过往日。大家都觉得秩序一片混乱。

我在上海和北京之间来来去去无数次，有一次从北京回上海是为了去看全国汽车拉力赛的上海站的比赛，不过比赛都是上午**点开始的，所以我在床上艰苦地思考了两天要不要起床以后决定还是睡觉好，因为拉力赛年年有。于是睡了两天又回北京了。

那家伙打断说：里面就别改了，弄坏了可完了，你们帮我改个外型吧。

到了上海以后，我借钱在郊区租了一个房间，开始正儿八经从事文学创作，想要用稿费生活，每天白天就把自己憋在家里拼命写东西，一个礼拜里面一共写了三个小说，全投给了《小说界》，结果没有音讯，而我所有的文学激情都耗费在这三个小说里面。

中国人首先就没有彻底弄明白，学习和上学，教育和教材完全是两个概念。学习未必要在学校里学，而在学校里往往不是在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