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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教育是比较失败的教育。而且我不觉得这样的失败可以归结在人口太多的原因上，这就完全是推卸，不知道俄罗斯的经济衰退是不是人口太少的责任，或者美国的9·11事件的发生是否归罪于美国人口不多不少。中国这样的教育，别说一对夫妻只能生一个了，哪怕一个区只能生一个，我想依然是失败的。

我之所以开始喜欢北京是因为北京很少下雨，但是北京的风太大，昨天回到住的地方，从车里下来，居然发现风大得让我无法逼近住所，我抱着买的一袋苹果顶风大笑，结果吃了一口沙子，然后步步艰难，几乎要匍匐前进，我觉得随时都能有一阵大风将我吹到小区马路对面的面馆。我不禁大骂粗口，为自己鼓劲，终于战胜大自然，安然回到没有风的地方。结果今天起来太阳很好，不知道什么时候又要有风。 -

而这样的环境最适合培养诗人。很多中文系的家伙发现写小说太长，没有前途，还是写诗比较符合国情，于是在校刊上出现很多让人昏厥的诗歌，其中有一首被大家传为美谈，诗的具体内容是：

几个月以后电视剧播出。起先是排在午夜时刻播出，后来居然挤进黄金时段，然后记者纷纷来找一凡，老枪和我马上接到了第二个剧本，一个影视公司飞速和一凡签约，一凡马上接到第二个戏，人家怕一凡变心先付了十万块定金。我和老枪也不愿意和一凡上街，因为让人家看见了以为是一凡的两个保镖。我们的剧本有一个出版社以最快的速度出版了，我和老枪拿百分之八的版税，然后书居然在一个月里卖了三十多万，我和老枪又分到了每个人十五万多，而在一凡签名售书的时候队伍一直绵延了几百米。

在这方面还是香港的编辑显得简洁专业，并且一句话就把这个问题彻底解决了。香港的答案是：开得离沟远一点。 -

当年从学校里出来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动机就是要出去走走，真的出来了以后发现可以出去走走的地方实在太多了，不知道去什么地方好，只好在家里先看了一个月电视，其实里面有一个很尴尬的原因是因为以前我们被束缚在学校，认识的人也都是学生，我能约出来的人一般都在上课，而一个人又有点晚景凄凉的意思，所以不得不在周末进行活动。

其实离开上海对我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只是有一天我在淮海路上行走，突然发现，原来这个淮海路不是属于我的而是属于大家的。于是离开上海的愿望越发强烈。这很奇怪。可能属于一种心理变态。

黄昏时候我洗好澡，从寝室走到教室，然后周围陌生的同学个个一脸虚伪向你问三问四，并且大家装作很礼尚往来品德高尚的样子，此时向他们借钱，保证掏得比路上碰上抢钱的还快。

而老夏迅速奠定了他在急速车队里的主力位置，因为老夏在那天带我回学院的时候，不小心油门又没控制好，起步前轮又翘了半米高，自己吓得半死，然而结果是，众流氓觉得此人在带人的时候都能表演翘头，技术果然了得。

然后和几个朋友从吃饭的地方去往中央电视塔，途中要穿过半个三环。中央电视塔里面有一个卡丁车场，常年出入一些玩吉普车的家伙，开着到处漏风的北京吉普，并视排气管能喷出几个火星为人生最高目标和最大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