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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个是角球准确度高。在经过了打边路，小范围配合和打对方腿以后，我们终于博得一个角球。中国队高大的队员往对方禁区里一站都高出半个头，好，有戏。只见我方发角球队员气定神闲，高瞻远瞩，在人群里找半天，这时候对方门将露了一下头，哟，就找你呢，于是一个美丽的弧度，球落点好得门将如果不伸手接一下的话就会被球砸死，对方门将迫于自卫，不得不将球抱住。

当时老夏和我的面容是很可怕的，脸被冷风吹得十分粗糙，大家头发翘了至少有一分米，最关键的是我们两人还热泪盈眶。

年少的时候常常想能开一辆敞篷车又带着自己喜欢的人在满是落叶的山路上慢慢，可是现在我发现这是很难的。因为首先开着敞篷车的时候旁边没有自己喜欢的姑娘，而有自己喜欢的姑娘在边上的时候又没开敞篷车，有敞篷的车和自己喜欢的姑娘的时候偏偏又只能被堵车在城里。然后随着时间过去，这样的冲动也越来越少，不像上学的时候，觉得可以为一个姑娘付出一切——对了，甚至还有生命。

老夏一再请求我坐上他的车去，此时尽管我对这样的生活有种种不满，但是还是没有厌世的念头，所以飞快跳上一部出租车逃走。

这就是为什么我在北京一直考虑要一个越野车。

而那些学文科的，比如什么摄影、导演、古文、文学批评等等(尤其是文学类)学科的人，自豪地拿出博士甚至还加一个后的文凭的时候，并告诉人们在学校里已经学了二十年的时候，其愚昧的程度不亚于一个人自豪地宣称自己在驾校里已经开了二十年的车。

到了北京以后我打算就地找工作，但这个想法很快又就地放弃。

老枪此时说出了我与他交往以来最有文采的一句话：我们是连经验都没有，可你怕连精液都没有了，还算是男人，那我们好歹也算是写剧本的吧。

当年春天中旬，天气开始暖和。大家这才开始新的生活，冬天的寒冷让大家心有余悸，一些人甚至可以看着《南方日报》上南方两字直咽口水，很多人复苏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到处打听自己去年的仇人有没有冻死。还有人一觉醒来发现自己的姑娘已经跟比自己醒得早的人跑了，更多人则是有事没事往食堂跑，看看今天的馒头是否大过往日。大家都觉得秩序一片混乱。

而且这样的节目对人歧视有加，若是嘉宾是金庸巩利这样的人，一定安排在一流的酒店，全程机票头等仓；倘若是农民之类，电视台恨不得这些人能够在他们的办公室里席地而睡，火车票只能报坐的不报睡的。吃饭的时候客饭里有块肉已经属于很慷慨的了，最为可恶的是此时他们会上前说：我们都是吃客饭的，哪怕金庸来了也只能提供这个。这是台里的规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