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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凡说：没呢，是别人——哎，轮到我的戏了明天中午十二点在北京饭店吧。

老夏走后没有消息，后来出了很多起全国走私大案，当电视转播的时候我以为可以再次看见老夏，结果发现并没有此人。

对于摩托车我始终有不安全的感觉，可能是因为在小学的时候学校曾经组织过一次交通安全讲座，当时展示了很多照片，具体内容不外乎各种各样的死法。在这些照片里最让人难以忘怀的是一张一个骑摩托车的人被大卡车绞碎四肢分家脑浆横流皮肉满地的照片，那时候铁牛笑着说真是一部绞肉机。然后我们认为，以后我们宁愿去开绞肉机也不愿意做肉。

我不明白我为什么要抛弃这些人，可能是我不能容忍这些人的一些缺点，正如同他们不能容忍我的车一样。

我最后一次见老夏是在医院里。当时我买去一袋苹果，老夏说，终于有人来看我了。在探望过程中他多次表达了对我的感谢，表示如果以后还能混出来一定给我很多好处，最后还说出一句很让我感动的话：作家是不需要文凭的。我本以为他会说走私是不需要文凭的。

路上我疑惑的是为什么一样的艺术，人家可以卖艺，而我写作却想卖也卖不了，人家往路边一坐唱几首歌就是穷困的艺术家，而我往路边一坐就是乞丐。答案是：他所学的东西不是每个人都会的，而我所会的东西是每个人不用学都会的。

不过最最让人觉得厉害的是，在那里很多中国人都是用英语交流的。你说你要练英文的话你和新西兰人去练啊，你两个中国人有什么东西不得不用英语来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