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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去北京是因为《三重门》这本书的一些出版前的事宜，此时觉得北京什么都不好，风沙满天，建筑土气，如果不说这是北京还没准给谁西部大开发掉了。我觉得当时住的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一个宾馆，居然超过十一点钟要关门，幸好北京的景色也留不住我逛到半夜，所以早早躲在里面看电视，看了一个礼拜电视回去了，觉得上海什么都好，至少不会一个饺子比馒头还大。

于是我掏出五百块钱塞她手里说：这些钱你买个自行车吧，正符合条件，以后就别找我了。

半个小时以后我觉得这车如果论废铁的价钱卖也能够我一个月伙食费，于是万般后悔地想去捡回来，等我到了后发现车已经不见踪影。三天以后还真有个家伙骑着这车到处乱窜，我冒死拦下那车以后说：你把车给我。

然后就去了其他一些地方，可惜都没办法呆很长一段时间。我发现我其实是一个不适宜在外面长期旅行的人，因为我特别喜欢安定下来，并且不喜欢有很多事情需要处理，不喜欢走太长时间的路，不喜欢走着走着不认识路了。所以我很崇拜那些能到处浪迹的人，我也崇拜那些不断旅游并且不断忧国忧民挖掘历史的人，我想作为一个男的，对于大部分的地方都应该是看过就算并且马上忘记的，除了有疑惑的东西比如说为什么这家的屋顶造型和别家不一样或者那家的狗何以能长得像只流氓兔子之类，而并不会看见一个牌坊感触大得能写出两三万个字。

于是我充满激情从上海到北京，然后坐火车到野山，去体育场踢了一场球，然后找了个宾馆住下，每天去学院里寻找最后一天看见的穿黑色衣服的漂亮长发姑娘，后来我发现就算她出现在我面前我也未必能够认出，她可能已经剪过头发，换过衣服，不像我看到的那般漂亮，所以只好扩大范围，去掉条件黑、长发、漂亮，觉得这样把握大些，不幸发现，去掉了这三个条件以后，我所寻找的仅仅是一个穿衣服的姑娘。

其实从她做的节目里面就可以看出此人不可深交，因为所谓的谈话节目就是先找一个谁都弄不明白应该是怎么样子的话题，最好还能让谈话双方产生巨大观点差异，恨不能当着电视镜头踹人家一脚。然后一定要有几个看上去口才出众的家伙，让整个节目提高档次，而这些家伙说出了自己的观点以后甚是洋洋得意以为世界从此改变。最为主要的是无论什么节目一定要请几个此方面的专家学者，说几句废话来延长录制的时间，要不然你以为每个对话节目事先录的长达三个多钟头的现场版是怎么折腾出来的。最后在剪辑的时候删掉幽默的，删掉涉及政治的，删掉专家的废话，删掉主持人念错的，最终成为一个三刻钟的所谓谈话节目。

至于老夏以后如何一跃成为作家而且还是一个乡土作家，我始终无法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