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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上海以后我们终于体会到有钱的好处，租有空调的公寓，出入各种酒吧，看国际车展，并自豪地指着一部RX-7说：我能买它一个尾翼。与此同时我们对钱的欲望逐渐膨胀，一凡指着一部奥迪TT的跑车自言自语：这车真胖，像个马桶似的。

我在北京时候的一天晚上，接到一个电话，是一个外地的读者，说看了我的新书，觉得很退步，我说其实是我进步太多，小说就是生活，我在学校外面过了三年的生活，而你们的变化可能仅仅是从高一变成了高三，偶像从张信哲变成了F4而已，所以根本不在一个欣赏的层次上。我总不能每本书都上学啊几班啊的，我写东西只能考虑到我的兴趣而不能考虑到你们的兴趣。这是一种风格。

当年始终不曾下过像南方一样连绵不绝的雨，偶然几滴都让我们误以为是楼上的家伙吐痰不慎，这样的气候很是让人感觉压抑，虽然远山远水空气清新，但是我们依旧觉得这个地方空旷无聊，除了一次偶然吃到一家小店里美味的拉面以外，日子过得丝毫没有亮色。

不像文学，只是一个非常自恋的人去满足一些有自恋倾向的人罢了。

这还不是最尴尬的，最尴尬的是此人吃完饭踢一场球回来，看见老夏，依旧说：老夏，发车啊?

注①：截止本文发稿时，二环路已经重修完成，成为北京最平的一条环路。

第一次去北京是因为《三重门》这本书的一些出版前的事宜，此时觉得北京什么都不好，风沙满天，建筑土气，如果不说这是北京还没准给谁西部大开发掉了。我觉得当时住的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一个宾馆，居然超过十一点钟要关门，幸好北京的景色也留不住我逛到半夜，所以早早躲在里面看电视，看了一个礼拜电视回去了，觉得上海什么都好，至少不会一个饺子比馒头还大。

一凡说：好了不跟你说了导演叫我了天安门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