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经侠侣

第一次去北京是因为《三重门》这本书的一些出版前的事宜，此时觉得北京什么都不好，风沙满天，建筑土气，如果不说这是北京还没准给谁西部大开发掉了。我觉得当时住的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一个宾馆，居然超过十一点钟要关门，幸好北京的景色也留不住我逛到半夜，所以早早躲在里面看电视，看了一个礼拜电视回去了，觉得上海什么都好，至少不会一个饺子比馒头还大。

或者说当遭受种种暗算，我始终不曾想过要靠在老师或者上司的大腿上寻求温暖，只是需要一个漂亮如我想象的姑娘，一部车子的后座。这样的想法十分消极，因为据说人在这样的情况下要奋勇前进，然而问题关键是当此人不想前进的时候，是否可以让他安静。

我在上海看见过一辆跑车，我围着这红色的车转很多圈，并且仔细观察。这个时候车主出现自豪中带着鄙夷地说：干什么哪?

然后老枪打电话过来问我最近生活，听了我的介绍以后他大叫道：你丫怎么过得像是张学良的老年生活。

上海就更加了。而我喜欢小超市。尤其是二十四小时的便利店。其实我觉得要生活复杂起来是很的，但极端的生活其实应该是下意识地在等待一样不可预料的东西的出现。因为人不得不以的姿态去迎接复杂的东西。 -

其中有一个最为让人气愤的老家伙，指着老枪和我说：你们写过多少剧本啊?

我们停车以后枪骑兵里出来一个家伙，敬我们一支烟，问：哪的?

对于这样虚伪的回答，我只能建议把这些喜欢好空气的人送到江西的农村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