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我充满激情从上海到北京,然后坐火车到野山,去体育场踢了一场球,然后找了个宾馆住下,每天去学院里寻找最后一天看见的穿黑色衣服的漂亮长发姑娘,后来我发现就算她出现在我面前我也未必能够认出,她可能已经剪过头发,换过衣服,不像我看到的那般漂亮,所以只好扩大范围,去掉条件黑、长发、漂亮,觉得这样把握大些,不幸发现,去掉了这三个条件以后,我所寻找的仅仅是一个穿衣服的姑娘。
我们停车以后枪骑兵里出来一个家伙,敬我们一支烟,问:哪的?
然后老枪打电话过来问我最近生活,听了我的介绍以后他大叫道:你丫怎么过得像是张学良的老年生活。
如果在内地,这个问题的回答会超过一千字,那些连自己的车的驱动方式都不知道的记者编辑肯定会分车的驱动方式和油门深浅的控制和车身重量转移等等回答到自己都忘记了问题是什么。
以后的事情就惊心动魄了,老夏带了一个人高转数起步,车头猛抬了起来,旁边的人看了纷纷叫好,而老夏本人显然没有预料到这样的情况,大叫一声不好,然后猛地收油,车头落到地上以后,老夏惊魂未定,慢悠悠将此车开动起来,然后到了路况比较好的地方,此人突发神勇,一把大油门,然后我只感觉车子拽着人跑,我扶紧油箱说不行了要掉下去了,然后老夏自豪地说:废话,你抱着我不就掉不下去了。
到了上海以后,我借钱在郊区租了一个房间,开始正儿八经从事文学创作,想要用稿费生活,每天白天就把自己憋在家里拼命写东西,一个礼拜里面一共写了三个小说,全投给了《小说界》,结果没有音讯,而我所有的文学激情都耗费在这三个小说里面。
当时老夏和我的面容是很可怕的,脸被冷风吹得十分粗糙,大家头发翘了至少有一分米,最关键的是我们两人还热泪盈眶。
一凡说:好了不跟你说了导演叫我了天安门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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