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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过的书连这本就是四本，最近又出现了伪本《流氓的歌舞》，连同《生命力》、《三重门续》、《三重门外》等，全部都是挂我名而非我写，几乎比我自己出的书还要过。

我深信这不是一个偶然，是多年煎熬的结果。一凡却相信这是一个偶然，因为他许多朋友多年煎熬而没有结果，老枪却乐于花天酒地，不思考此类问题。

到了上海以后，我借钱在郊区租了一个房间，开始正儿八经从事文学创作，想要用稿费生活，每天白天就把自己憋在家里拼命写东西，一个礼拜里面一共写了三个小说，全投给了《小说界》，结果没有音讯，而我所有的文学激情都耗费在这三个小说里面。

以后的事情就惊心动魄了，老夏带了一个人高转数起步，车头猛抬了起来，旁边的人看了纷纷叫好，而老夏本人显然没有预料到这样的情况，大叫一声不好，然后猛地收油，车头落到地上以后，老夏惊魂未定，慢悠悠将此车开动起来，然后到了路况比较好的地方，此人突发神勇，一把大油门，然后我只感觉车子拽着人跑，我扶紧油箱说不行了要掉下去了，然后老夏自豪地说：废话，你抱着我不就掉不下去了。

而这样的环境最适合培养诗人。很多中文系的家伙发现写小说太长，没有前途，还是写诗比较符合国情，于是在校刊上出现很多让人昏厥的诗歌，其中有一首被大家传为美谈，诗的具体内容是：

我在北京时候的一天晚上，接到一个电话，是一个外地的读者，说看了我的新书，觉得很退步，我说其实是我进步太多，小说就是生活，我在学校外面过了三年的生活，而你们的变化可能仅仅是从高一变成了高三，偶像从张信哲变成了F4而已，所以根本不在一个欣赏的层次上。我总不能每本书都上学啊几班啊的，我写东西只能考虑到我的兴趣而不能考虑到你们的兴趣。这是一种风格。

上海就更加了。而我喜欢小超市。尤其是二十四小时的便利店。其实我觉得要生活复杂起来是很的，但极端的生活其实应该是下意识地在等待一样不可预料的东西的出现。因为人不得不以的姿态去迎接复杂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