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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时只是在观察并且不解，这车为什么还能不报废。因为这是89款的车。到现在已经十三年了。

老夏马上用北京话说：你丫危急时刻说话还挺押韵。

当时老夏和我的面容是很可怕的，脸被冷风吹得十分粗糙，大家头发翘了至少有一分米，最关键的是我们两人还热泪盈眶。

北京最颠簸的路当推二环。这条路象征着新中国的一路发展，就两个字——坎坷。二环给人的感觉就是巴黎到莫斯科越野赛的一个分站。但是北京最近也出现了一些平的路，不过在那些平的路上常常会让人匪夷所思地冒出一个大坑，所以在北京看见法拉利，脑子里只能冒出三个字——颠死他。

然后我推车前行，并且越推越悲愤，最后把车扔在地上，对围观的人说：这车我不要了，你们谁要谁拿去。

阿超则依旧开白色枪骑兵四代，并且从香港运来改装件增加动力。每天驾驭着三百多匹马力到处奔走发展帮会。

最后在我们的百般解说下他终于放弃了要把桑塔那改成法拉利模样的念头，因为我朋友说：行，没问题，就是先得削扁你的车头，然后割了你的车顶，割掉两个分米，然后放低避震一个分米，车身得砸了重新做，尾巴太长得割了，也就是三十四万吧，如果要改的话就在这纸上签个字吧。

此事后来引起巨大社会凡响，其中包括老张的老伴和他离婚。于是我又写了一个《爱情没有年龄呐，八十岁老人为何离婚》，同样发表。

而这样的环境最适合培养诗人。很多中文系的家伙发现写小说太长，没有前途，还是写诗比较符合国情，于是在校刊上出现很多让人昏厥的诗歌，其中有一首被大家传为美谈，诗的具体内容是：

生活中有过多的沉重，终于有一天，能和她一起无拘无束地疾驰在无人的地方，真是备感轻松和解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