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最最让人觉得厉害的是,在那里很多中国人都是用英语交流的。你说你要练英文的话你和新西兰人去练啊,你两个中国人有什么东西不得不用英语来说的?
以后每年我都有这样的感觉,而且时间大大向前推进,基本上每年猫叫春之时就是我伤感之时。
所以我现在只看香港台湾的汽车杂志。但是发展之下也有问题,因为在香港经常可以看见诸如甩尾违法不违法这样的问题,甚至还在香港《人车志》上看见一个水平高到内地读者都无法问出的问题。
中国人首先就没有彻底弄明白,学习和上学,教育和教材完全是两个概念。学习未必要在学校里学,而在学校里往往不是在学习。
当年春天即将夏天,就是在我偷车以前一段时间,我觉得孤立无援,每天看《鲁滨逊漂流记》,觉得此书与我的现实生活颇为相像,如同身陷孤岛,无法自救,惟一不同的是鲁滨逊这家伙身边没有一个人,倘若看见人的出现肯定会吓一跳,而我身边都是人,巴不得让这个城市再广岛一次。
于是我们给他做了一个大包围,换了个大尾翼,车主看过以后十分满意,付好钱就开出去了,看着车子缓缓开远,我朋友感叹道:改得真他妈像个棺材。
此外还有李宗盛和齐秦的东西。一次我在地铁站里看见一个卖艺的家伙在唱《外面的世界》,不由激动地给了他十块钱,此时我的口袋里还剩下两块钱,到后来我看见那家伙面前的钞票越来越多,不一会儿就超过了我一个月的所得,马上上去拿回十块钱,叫了部车回去。
我说:搞不出来,我的驾照都还扣在里面呢。
那读者的问题是这样的:如何才能避免把车开到沟里去?
后来我们没有资金支撑下去,而且我已经失去了对改车的兴趣,觉得人们对此一无所知,大部分车到这里都是来贴个膜装个喇叭之类,而我所感兴趣的,现在都已经满是灰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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