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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凡说：好了不跟你说了导演叫我了天安门边上。

在做中央台一个叫《对话》的节目的时候，他们请了两个，听名字像两兄弟，说话的路数是这样的：一个开口就是——这个问题在××学上叫做××××，另外一个一开口就是——这样的问题在国外是××××××，基本上每个说话没有半个钟头打不住，并且两人有互相比谁的废话多的趋势。北京台一个名字我忘了的节目请了很多权威，这是我记忆比较深刻的节目，一些平时看来很有风度的人在不知道我书皮颜色的情况下大谈我的文学水平，被指出后露出无耻模样。

然后老枪打电话过来问我最近生活，听了我的介绍以后他大叫道：你丫怎么过得像是张学良的老年生活。

之后马上有人提出要和老夏跑一场，然后掏出五百块钱放在头盔里。我们终于明白原来这个车队就是干这个的。

然后我推车前行，并且越推越悲愤，最后把车扔在地上，对围观的人说：这车我不要了，你们谁要谁拿去。

半个小时以后我觉得这车如果论废铁的价钱卖也能够我一个月伙食费，于是万般后悔地想去捡回来，等我到了后发现车已经不见踪影。三天以后还真有个家伙骑着这车到处乱窜，我冒死拦下那车以后说：你把车给我。

说真的，做教师除了没有什么前途，做来做去还是一个教师以外，真是很幸福的职业了。 -

那个时候我们都希望可以天降奇雨，可惜发现每年军训都是阳光灿烂，可能是负责此事的人和气象台有很深来往，知道什么时候可以连续十天出太阳，而且一天比一天高温。